国庆节刚过，上海就传来与阿里巴巴签约“落户”的消息，涉及三总部三中心，即支付宝总部、盒马总部、本地生活总部，以及阿里上海研发中心、新零售中心、蚂蚁科技中心。其中，支付宝总部就在浦东金融广场附近，已运营多时，据说人均设施面积让杭州总部的出差员工羡慕。
就在国庆节前，美团也与上海杨浦区签约，将其上海总部选址杨浦滨江。经过近一两年改造，杨浦滨江在景致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带曾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发源地，沿江遍布老的电厂、水厂、纺织厂、船厂等旧工业单元，现在这些厂房要么变成博物馆，要么废弃或被改造成休闲、商业与文体设施，沿江一带已通过骑行道与跑道贯通。概念上有点像北京798，但因为黄浦江的存在，让杨浦滨江的景致更加宜人。
杨浦滨江眺望对面的陆家嘴
除阿里、美团，另一家巨头字节跳动的上海总部也在去年乔迁到漕河泾的新大楼。再算上成立于上海的拼多多、哔哩哔哩、携程等，以及在门户时期就已进入上海开设分公司的几家老牌互联网厂商，现在的“聚势感”很明显。多年前一个著名的反思“上海为何错过马云”似乎还犹言在耳，今天上海怎么就成了众多互联网公司资源倾斜的首选地？过去，这些公司更喜欢把销售职能放在上海，因为这里离市场和商务更近，现在则是更多的研发中心落在这里，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很容易想到的是上海对吸引新经济的决心和态度，比如大力支持蚂蚁集团办外滩大会，杨浦区自称为支持美团落地发展甘当“店小二”和“勤务员”，政策红利明显。而容易被忽略的一项重要因素是上海人才战略的变化，即2020届应届毕业生落户新政的推出。在“打分”规则基础上，新政将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这四所高校的本科应届毕业生纳入直接落户框架，几年前上海曾对清华、北大这两所的直接落户开了一个口子，这次相当于把范围扩大到本地著名高校上。
客观说，应届生落户新政与互联网公司扎堆“落沪”没有直接因果联系，但背后还是通的。《硅谷百年史：互联网时代》一书将硅谷创新的成功因素归纳为这么几点：知名的理工科大学扎堆，华人、印度人等移民人才的流入，活跃的风险投资人与法律圈子，对创业失败的容忍氛围，宜人的地中海气候等。可以看出，背后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这是一种圈层效应。
北京能成为“中国的硅谷”，高校云集所能提供的智力资本及其形成的同学圈层，以及投资人圈层这两个因素也非常重要。套用在娱乐圈也说得通，除了艺术类高校的人才供给外，曾经由“大院子弟”构建的圈层就相当于互联网领域的投资人。相对而言，上海过去在两个这方面弱化一些，更多的优质毕业生流向了金融机构和外企，是一种集中在传统产业布局下的劳动力分配。而且，上海本身也不是一座圈层感很强的城市，更多体现在包容性与秩序上。
尤其是这种秩序感，让上海城市管理水平的高度在国内无出其右。这带来了行政与商业上的效率，沟通成本相对更低，政府办事规规矩矩，经济一体化战略走在全国前面。比如在“地方势力割据”的地铁app领域，支付宝能在华东十城之间实现扫码进出站互认互通，与理念上的开放进步有很大关系。
这种秩序和效率让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受益。互联网现在已不是鼠标+屏幕的时代，纯在线的空间趋于饱和，要更多走到线下，深入到传统产业中，同时给人以近距离的、能触摸到的体验感，这两年新型的零售体验店在上海开了无数。Costco、Aldi这些外资超市为何选择上海开首店，也片面解释了这些互联网公司为何选择上海做资源的重新分配。
另外，互联网的生态效应愈发明显，要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做深做透，从前端溯源到后端，需要与这个生态链条上的各个角色靠得更近。上海在半导体、ISV服务商、金融科技等依附性业态上相对更发达，这也成为吸引互联网大厂的一个因素。
虽然做这种归因分析总会显得片面，但可以说上述这种扎堆现象传递出两个信号：一是互联网发展到产业时代正在重新分配资源，需要跟城市线下的禀赋做更多交流；二是上海在重新思考、规划智力资本的流动，两边一拍即合。
上个月，南方周末出了一篇《年轻人告别银行》的报道，我记得大概在十年前，这家媒体同样有一篇影响力很大的类似文章《年轻人，到体制内去》。有空的话可以找出这两篇对比看，人才流动在这十年间发生了改变，以嗅觉敏锐著称的互联网公司不会错失这种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