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长期在中国法学界和社会上具有争议的寻衅滋事罪，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朱征夫认为，寻衅滋事罪存在体系上的逻辑缺陷，应该适时取消。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朱征夫说，“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流氓罪中分解出的罪名，在实践中，该罪名逐渐沦为类似于流氓罪的新的‘口袋罪’。”而旧罪名是否适应中国新时代的发展是法律界近年来讨论的焦点。
朱征夫认为，寻衅滋事罪罪名存在明显的缺陷与该罪名有关的概念过于模糊有关，这样的现状不仅对现实中的司法实践构成困扰，也极容易被滥用，造成社会过度刑法化。
他介绍说，“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缺乏明确性”，明确性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但在现实情况中，寻衅滋事罪对具体犯罪行为的表述难以准确界定。
例如，在公共场合“追逐、拦截”中的行为到了什么程度才具备破坏社会秩序的程度？“随意”“任意”“情节严重”“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表述也具备极强的主观性，但这些又是构罪的关键要件。
他认为，在两高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即使明确了行为人要有“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无事生非”等主观动机，但在具体案件中对行为人主观上的判断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所以“司法解释仍无法消除该罪在犯罪界限上的模糊性。”
朱征夫说，在司法实践中，寻衅滋事罪的界定很容易做扩大解释。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彭逸轩同样认为寻衅滋事罪的入罪门槛过低，适用的时候虽有流氓动机作为前提，但“流氓动机”也是模棱两可的主观判定。
对于寻衅滋事罪的看法，彭逸轩也认为该罪在实际适用时弹性太大，缺乏刚性标准，从此前的流氓罪分离出来之后，是否适用当下社会有待考量。
朱征夫还说，寻衅滋事罪所打击的危害行为，目前已有相应法律予以处理，取消该罪不会出现法律的空白；因此，对于不构成犯罪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仍可施加行政处罚，并非听之任之，对于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并非唯一打击手段。
对于应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的理由，朱征夫还认为该罪与多个刑法法条存在竞合，且存在体系上的逻辑缺陷。
他指出，一方面，某些同样的行为达不到直接惩治该行为的法条的立案标准，却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
例如故意伤害致人轻微伤不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却有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造成财物损失2000元（人民币，下同，约425新元）达不到故意毁坏财物罪立案标准（立案标准为5000元），却可以构成寻衅滋事罪（立案标准为2000元）。
另一方面，寻衅滋事罪起刑点为五年以下，这也导致了一个不构成刑罚较轻的罪名的行为，却可能构成刑罚更重的寻衅滋事罪。正如前例，不构成刑罚均为三年以下的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却可以构成刑罚更重的寻衅滋事罪。这不仅是立法体系上的一个悖论，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朱征夫建议，寻衅滋事罪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惩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社会稳定，但种种弊端也侵蚀着法律的根基，其模糊性不仅影响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也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减损群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因此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势在必行。
来源：维权网